必须加强和落实。
3、民间投资的启动不能以资金保障和利率补贴为主，而是以行业开放以及准入调整为主，同时，约束大型国有企业在利润和资金高涨的状态下进一步进入一般竞争性领域，防止出现过度的“国进民退”。
4、消费启动依赖于社会工程的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是单纯一次性收入的增长。因此，2009年消费政策可以适度延续或局部扩张，不宜大规模、全方位进行，因为过度的消费性政策刺激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性消费启动的障碍，使未来的退出带来不必要的波动或社会动荡。消费政策应当与民生工程、工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相结合。
5、应当以“投资杠杆率”控制为主、利率调控为辅，对2010年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暴涨进行制约，其中核心的工具包括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适度提高、股票保证金交易限制、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条件的提高、严格热钱流入以及差别化利率调整等。
6、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2010年的重点，供给放量依然是政策调整的落脚点，但关键在于土地供给和土地囤积的管理。
7、虽然2010年通货膨胀问题应当弱化，但对于一些瓶颈产业的供应以及关键产品的价格变化依然要保持高度关注。
8、热钱的大规模涌入是2010年汇率调整、资本市场管理必须关注的重点。
9、贸易政策保持相对稳定，不宜进一步出台政策刺激出口的复苏，进口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应当保持积极的态势。
10、结构性调整可以在战略上高调提出，但在短期宏观调控上不宜用劲过猛。“产能过剩”必须动态化处理，不宜过分依赖增量收缩和行政规划来解决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